記者從南京大學獲悉，中國科學院院士、凝聚態物理學家和教育家、南京大學物理學院教授王業寧，因病醫治無效，于2019年2月22日18時在寧逝世，享年93歲。根據王業寧院士生前遺愿，一切從簡，沒有舉行任何活動和儀式。

不幸的是，這和我們日前報道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孫偉仙逝的是同一天，2月22日9時45分孫偉院士在南京因病逝世，享年84歲。兩位院士的離去，是國家和科學界不可彌補的損失。

在兩院院士當中，女院士的數量極少，據相關數據顯示，兩院院士當中女性僅占6%左右，但她們的卓然成就和光芒不容忽視。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王業寧在層狀化物理學、凝聚態物理材料，尤其是材料物理學方面為國家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她是大師級的專家，中科院院士、固體物理微結構國家重點實驗室原主任馮端教授曾高度評價王業寧：“她做什么就能成什么，想做什么沒有做不到的。”

王業寧搞科研從來不因循守舊，也不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一開始她就選擇了前沿復雜課題入手。1957年，她在一次鐵錳合金實驗中測量到內耗曲線上共出現了三個內耗峰，經過反復試驗分析，初步斷定兩個內耗峰是馬氏體相變過程引起的，當年8月，她就在《科學通報》上發表了《鐵錳合金中可逆馬氏體式相變所引起的內耗峰》一文，在馬氏體相變研究上初露鋒芒。

一年多以后，1959年上半年，王業寧就登上了自己的第一座物理學高峰。王業寧用自己改進的“葛氏擺”測量兩種鐵錳合金和一種銅鋁合金的內耗。她首次創造性地把葛氏擺應用到新的領域，用它來研究相變機理。她觀察到內耗峰值隨溫度的升降速度和應力的增加而增高，隨震動頻率和含碳量的增加而減低。瞬態內耗與一個震動周期內馬氏體的轉變量成正比。在金屬物理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結論，這個結論早已經寫進了專業教科書，在國內它被稱為“王氏定律”。整整10年之后，法國科學家德勞曼(Delorme)也獨立發現了這一定律，國際上稱之為“德勞曼定律”。王業寧將自己1959年發表的論文寄給了國外同行專家。鑒于這個定律是兩個人各自獨立發現的，后來國際上把“德勞曼定律”改為“王-德勞曼定律”。

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科學界出現了兩個重大進展，一個是半導體的興起，另一個是激光器的興起。這兩個新興研究方向吸引了國內很多人投身進來。王業寧把自己擅長的超聲衰減技術融入進這兩項技術，僅用幾個月的時間就做出了國內第一臺聲光調Q-YAG激光器，震動了當時國內物理界。上世紀80年代中期，為了確立內耗與疇結構變化之間的定量關系，她指導研究生研制出了一種特殊的顯微鏡，這種顯微鏡不需破壞組織結構，僅通過施加外力使研究對象震動起來后，一面測量它的內耗，同時可觀察到界面疇結構的變化。這又是王業寧一個重大貢獻。

王業寧在內耗方面還有一個突出貢獻，是把原用于高分子與非晶材料領域里面的耦合馳豫理論應用到金屬材料內耗的研究中，她用里面氣團之間的耦合模型來解釋金屬內耗里的斯洛克峰現象，使得實驗結果和理論上結合得很好，為各派長期研究、莫衷一是的冷加工峰的激活能問題找到了合理答案。這在內耗界得到高度評價，后來國際同行把它稱為“王模型”或“王氏理論”。

縱觀王業寧幾十年的科研歷程，她的成功有什么秘訣嗎?快人快語的王業寧這樣說：“我沒有留過洋，不很聰明，但很勤奮。如果說我做一樣成一樣有什么奧秘的話，那就是對待事業全身心投入和鍥而不舍的長期積累。”

王業寧的確天資聰明，從小被親戚們稱為“小才女”。在動亂年代四處輾轉求學時期，不論是在上海、南京，還是在漢口、樂山，她的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在中大附中讀書時，還有個有趣的故事：課堂上，若是老師盯著王業寧時露出無措和歉意的表情，肯定是老師出錯了。所以當時就有“王業寧咳一聲，先生也要抖一抖”的笑談。讀高中時王業寧聽說中央大學難考就去考，結果一考即中，被該校醫學院錄取，她沒有去報到，因為那不是她喜歡的專業。又聽人說從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的女生才是鳳毛麟角，她再一次報考，終于如愿以償。

與天資相比，更難得的是王業寧身上的珍貴品質。從考試成績力爭第一，到考取最難考的院校，到后來科研上的屢破難題、走在學術前沿，這種一生爭當人杰、女人當自強的追求精神是她不竭的動力源泉。敢于迎難而上、挑戰自我、拼搏進取的精神深深根植在王業寧的骨子里。

1991年，王業寧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時，哥嫂來信祝賀，信中寫道：“得知你當選了學部委員，我們全家非常高興。這對我們來說，是幾十年里最好的消息。我們王家的智慧在你這里表現出來了。”這句夸贊也正印證了“女人當自強”啊!這信念也滲透在王業寧對自己女兒的教育中，她將對女兒的要求總結為一句話，那就是：“女人當自強，女人要自立。”

王業寧忙，幾十年如一日的忙，幾乎沒有寒暑假、不休星期天，可她還是說：“時間總是不夠用。”

1959年，30歲出頭的王業寧即將臨盆，她不聽醫生和丈夫的勸告，拖著沉重的步子趕往北京參加數學物理學術會議。會議結束，王業寧回到南京便住進了產房，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孩子。王業寧的丈夫回憶這段往事時說：“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她是助教，我也是助教，工資都很低。她生完孩子后沒有奶，必須得請一個奶媽給孩子喂奶，家里頭她忙，我也忙，根本沒人管孩子，所以后來她說用錢買時間。那時家里多的時候請了兩個保姆，一個帶小孩喂小孩，另一個幫我管家里的一些雜事。等于我們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一半以上是給保姆的，我們自己生活得很簡單。這就是她當時所說的——用錢來換時間。”

無暇照顧子女、沒空打理家務，更沒興趣逛街買衣服……她有時間就看書，待在實驗室，在家里都很少待。即使在家，她與丈夫也多是在各自的書房里讀書看資料，互不干擾。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由于工作強度太大，王業寧白天在實驗室工作，經常疲乏得用濃茶強制提神。晚上回到家雖然感覺很累卻無法入睡，需服用安眠藥。如此，茶藥結合，周而復始，惡性循環。即便到了晚年也不見她閑下來，反而更忙了。經常是等老伴做好飯菜之后一等再等、一熱再熱也不見她人影。難怪老伴說她：“七十比六十忙，這并非好事。”2001年，忙碌的王業寧病倒了，她患了腦膜炎，高燒昏迷持續差不多一周時間，雖然住進醫院被搶救了過來，可大腦功能還是受到了比較大的損傷，記憶力和理解力也大不如前。在這種情況下，王業寧才不得不離開了她所摯愛的科研事業。

對科研的投入，讓王業寧對子女的言行教導遠遠少于一般母親，她更多用自己的自立自強親身豎起了楷模。她的女兒是省人民醫院的一名醫生，兒子林琪如今是硅谷一家公司的高級工程師、集成電路專家。林琪曾在采訪中說過，跟文靜的姐姐不一樣，小時候他對讀書興趣不高，成績也自然不理想。“母親當時并沒有要求我一定要在成績上面有所突破或者要超過誰。她只是說，你要學點你真正喜歡的本事，做一些有用的事，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她說你不讀書，那我們做一些事情。那時候還沒有電視，收音機也是蠻貴的。她說好，那我們裝一臺電視，裝一個收音機，這樣的話你既可以為家里面添置一些娛樂設施，自己也得到了一些享受。”

林琪產生了興趣，花了很多時間慢慢地做，組裝了一個收音機，最后還裝了一臺9英寸大的電視機。這件事情對我后來專業的選擇、事業的選擇，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是母親把我的精力從每天無所事事，引導到做一些我感興趣的事情，也是對我、對整個家庭都有意義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