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生豬出廠價、豬肉零售價、養殖利潤分別較去年2月份歷史峰值下跌33%、30%、72%，生豬存欄量則恢復到2017年正常年份的95%，可以說，始于2019年下半年的超級“豬周期”已基本平復。

肉攤上“1”字打頭的肉價再現，國家統計局還樂觀預言未來肉價仍有回落基礎。但當“吃不起肉”的聲音逐漸消散時，有必要對這次肉價罕見飆升的經驗教訓，進行深入的總結反思。

價格是供需關系的直接體現。這一輪豬價創歷史性新高，背后正是生豬產能的驟然“塌陷”：2019年，全國豬肉產量由上年的5404萬噸驟降至4255萬噸，減少了1149萬噸，降幅21%;2020年產量續降至4113萬噸。目前，全國生豬生產恢復的目標參照系是2017年，將該年視為正常年份，那么，2017年全國豬肉產量是多少呢?5452萬噸!也就是說，相比于2017年正常年份產量，近兩年“非正常”生產所造成的產量缺口合計達2536萬噸。

產能“塌陷”對豬肉消費意味著什么?了解一下生豬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國情——中國生豬的飼養量和豬肉消費量都約占全球“半壁江山”，豬肉在中國居民肉類消費結構中的占比高達63%。2018年，全球豬肉總出口量約800萬噸，也就是說可供國際市場交易的這800萬噸即使全被中國進口，也不到當年國內豬肉產量的15%。在2018年以前，即使是最高年份，中國進口豬肉量占國內豬肉產量的比重也就2%左右。這個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要確保居民“碗里有肉”，就必須確保豬肉消費基本自給自足。可見，生豬生產對于中國，和糧食生產同樣重要，所謂“豬糧安天下”正是此意。

為彌補供應缺口，中國連續加大豬肉進口量，2019年、2020年分別進口211萬噸和439萬噸，較上年分別增長75%和108%，但即便這樣，兩年合計進口量只有650萬噸，缺口仍有1886萬噸。

由于產量缺口影響至今仍在，所以，盡管肉價近期連跌，但仍明顯高于這一輪“豬周期”發作時。今年4月7日，全國生豬價格為25.27元/公斤，而2019年7月3日只有17.32元/公斤。

這一次產能“塌陷”為什么會發生?公認的原因是三大因素疊加共振：非洲豬瘟影響、地方擴大化執行環保禁限養政策和“豬周期”魔咒。生豬疫情年年有，“豬周期”也一直存在，但此次豬價在僅僅大半年時間最高上漲140%左右，這其中，地方擴大化執行環保禁限養政策，“有形之手”的影響不容低估。

耐人尋味并需要深刻反思的是，產能“塌陷”的時點恰在《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實施期內。這份2016年4月實施的《規劃》。其有別于以往相關規劃的最大特色，是在具體發展目標上，把總量目標、規模化發展水平和養殖廢棄物綜合利用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到2020年豬肉產量在2015年末基礎上穩定略增，目標是5760萬噸，規模養殖比重達到52%，糞便綜合利用率大于75%。

僅從產量目標衡量，2015年末全國豬肉產量為5645萬噸，2020年實際產量只有4113萬噸，相差1532萬噸，而對照《規劃》目標，更相差1647萬噸。產量不僅沒有“穩定略增”，相反還大降27%。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規劃》制定之前，全國一些地方已出現大幅度禁限養現象。尤其值得拷問的是，生豬產能下降并非沒有征兆，為什么監測預警機制沒有提前發出信號?數據顯示，2016年、2017年、2018年，全國豬肉產量分別為5426萬噸、5452萬噸、5404萬噸，相比于2015年的5645萬噸，已下了200萬噸的“臺階”了，與《規劃》設定的2020年5760萬噸目標漸行漸遠，這個預警信號還不夠明顯嗎?

“家財萬貫，帶毛的不算”，這句話體現了養豬業與生俱來的高風險，加上環保壓力、土地資源約束等，這就造成了一些地方滋生出“只想吃肉、不想養豬”的“私心”，反正生豬市場是全國性的，有錢還怕買不著豬肉?現在看來，正是這樣的“私心”作祟，許多地方才淡化了“生豬自給率”的責任意識，實質上也未擔負起“菜籃子”負責制理應承擔的養豬職責。

江蘇和浙江都被劃為了生豬產業約束發展區，這一區域要實現生豬養殖污染基本治理和生豬生產基本穩定的雙重目標。現實情況如何呢?2015年，蘇、浙兩省豬肉產量分別為222萬噸、108萬噸，此后逐漸下降，2019年分別降至146萬噸、60萬噸，分別下降34%、44%，降幅分別高出全國平均降幅10個、20個百分點。從實施成效看，起碼“生豬生產基本穩定”這一目標是落空了。

為什么降幅這么大?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環保整治力度加大的同時，規模化發展卻沒有跟上。按道理，將小而散的養殖戶清退出市場后，符合環保要求的規模養殖應及時遞補上來，結果由于選址難等各種原因，新豬場往往“胎死腹中”。

而《規劃》“預計年均增長1%左右”的重點發展區，情況又如何呢?以河南為例，2015年豬肉產量466萬噸，2019年344萬噸，也下降了28%，即使與2018年的479萬噸相比，也只不過增長2.8%。

約束發展區，大做豬肉產量的“減法”，所形成的供應新缺口未能由“重點發展區”有效彌補。

站在全國層面，政策如何在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和增強豬肉供應保障能力之間精準拿捏?站在地方層面，如何以負責任的全局意識，處理好本地豬肉自給率和環保之間的關系?站在市場層面，如何擺正政策主動調控與市場自主調節之間的關系，防止人為因素打破供需平衡致使市場調節機制失靈?這些，都是需要更嚴肅對待、認真思考、慎重處理的民生命題。而答好這些命題的一個重要前提，無疑是切實落實好豬肉穩產保供問責制。

近一年多的實踐，充分證明了問責之劍高懸的督促作用。國家要求生豬主產省份做到穩產增產，主銷省份確保一定的自給率。江蘇的落實舉措也“簡明有力”：將全省70%豬肉自給率總目標細化分解到各設區市，并列入高質量發展考核和鄉村振興考核內容，壓緊壓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去年江蘇生豬存欄、出欄量雙雙超額完成了年度目標任務。(吉 強)

標簽： 豬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