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互聯網、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的迅猛發展，全球金融創新層出不窮。比如，Facebook就推出了數字貨幣Libra(現已更名為Diem)計劃。這種私人數字貨幣(即非官方數字貨幣)的出現，不但引發了國際金融組織的密切關注，而且“刺激”了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加快官方數字貨幣的設計進程。其原因在于：各國中央銀行擔心一旦Libra(Diem)成為一種超主權貨幣，將影響或架空本國的貨幣發行權和金融監管權，乃至形成對本國金融體系的風險沖擊。

這一事件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契機，更為深入地認識貨幣，進而更為清晰地認識數字貨幣。

準確界定貨幣的本質對清晰認識數字貨幣的本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前，學術界關于貨幣本質的觀點主要有“商品貨幣論”(或“交易貨幣論”)和“債務貨幣論”兩種。

先看前者。主流經濟學教材一般采用“商品貨幣論”的說法。由于實物交換存在不便利性和低效率，為了促進交換的發展，人們的交換需要貨幣作為媒介，因而出現了諸如牲畜、煙草、皮革、金銀銅鐵、鉆石等商品充當交易媒介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實物貨幣讓位于紙幣，繼而出現銀行貨幣或者支票存單?？偟膩砜矗覀冊趯ω泿诺拿枋鲋?，包含了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貨幣等職能。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發現金銀具有便攜性、可分割性、價值穩定等特征，從而在一定時期成為最重要的商品貨幣;當經濟規模和信用創新發展到一定階段，為便利交易、提高市場效率，貨幣向更簡單抽象的形式轉化。同時，由于貨幣成色、貨幣數量等問題，政府逐漸壟斷了可兌換貨幣和不可兌換貨幣的發行，并為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給奠定基礎。

不過，“商品貨幣論”難以解釋的問題是：既然貨幣是特殊的商品，就應當具有一定的價值，那為什么幾乎沒有價值的紙幣能夠廣泛流通?此外，“商品貨幣論”還因為缺少確鑿的歷史記載而被質疑。

再看后者。“債務貨幣論”從貨幣起源的有關記載來質疑貨幣作為特殊商品的交易便利性，認為貨幣是債務關系的反映和度量。有學者認為，貨幣可以交換商品，商品也可以交換貨幣，但是，商品不能直接交換商品，因此推論出貨幣不可能是商品。“債務貨幣論”還常舉出一些具有史料記載的實例來說明“貨幣起源于債務的表示與流通”，即貨幣作為債務的表現形式蘊含著最初債務人的承諾或義務，對貨幣持有者而言即象征著可實現的特定權利。

當然，“債務貨幣論”也有難以解釋的問題。其一，既然貨幣只是債務關系的符號，當人們對初始債務人普遍信任時就會履行記賬和清償職能，那么同一初始債務人發行的相同數量、不同幣材的貨幣，人們應將其看作相等數量的債務，但實際上卻存在“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解釋這一問題，必然要回到貨幣幣材的價值區別上。其二，貨幣起源實例凌亂，有些實例難以用同一種理論進行解釋。

總的來看，“商品貨幣論”可以成功解釋具有一定價值的實物形式的貨幣，“債務貨幣論”可以成功解釋不具有任何價值的符號形式的貨幣，兩者或許在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貨幣的本質。

由此我們可以概括得出：貨幣的本質是在一定范圍內人們達成共識或一致認同的、用來衡量經濟往來數量的規則或方法的代表，具有一種公眾共同接受的未來價值索取權。在不同時期，這種代表的具體形態有所不同，由制度和技術共同決定。這包含著三層含義：一是貨幣是一種經濟往來規則或方法的代表，其形式可以是實物，也可以是一種符號;二是這種規則或方法及其代表形式得到人們的認可，這種認可，可以是非正規制度的約定俗成，也可以是正規制度的法律規定;三是參與人們的范圍存在一定的彈性，這個范圍主要是由達成共識的制度成本來決定的。

在市場經濟中，人們隨時要與陌生人發生經濟關系，而且還需積極開拓新的市場。當交易范圍擴大到信息不對稱的風險難以被忽略、人們難以掌握經濟主體的真實信用風險時，沒有價值的符號或物品必須滿足一定的條件才能成為真正的貨幣。

以上這些，都為我們清晰認識數字貨幣的本質，以及判斷某一種所謂的數字貨幣是否具有貨幣的性質和職能給出了依據。

那么，Libra(Diem)這個私人數字貨幣是否稱得上是貨幣呢?我們通過分析目前其披露的運行機制、技術原理，再綜合判斷其是否具有貨幣的本質和職能等，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它基本具備了貨幣的本質和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貨幣等主要職能，但在貨幣的技術共識、規則共識和安全共識方面仍然有較大的差距，特別是其存在的各類風險仍然難以預判。

從這個角度看，Facebook提出的相關數字貨幣計劃要變為現實，還面臨著重重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信息網絡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下，不同形式的數字貨幣相繼出現，這已經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對此，世界各主要國家和經濟體對數字貨幣法定化發展的認知已經達成共識。

在此背景下，我國有必要加快推進對數字貨幣的探索，積極應對私人數字貨幣出現帶來的挑戰。具體來看，可考慮在以下幾個方面發力：一是穩妥推進數字貨幣研發，逐步完善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程序與功能;二是在中央銀行數字貨幣技術的基礎上，和與我國經濟關系密切的國家合作設計多國區域數字貨幣，形成數字貨幣聯盟，并優先使用區域數字貨幣;三是積極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組織關于數字貨幣監管規則的制定，爭取在其中發揮更大作用。

(何德旭 苗文龍 作者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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